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李叔同为什么出家

对历史上的高僧，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佛学修为，但对弘一法师，人们更关注他出家的动因。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不一而足。而事实上，这些解释看到的只是表面的因素，背后的深层因素，还在他儿时接受的儒家思想。

弘一法师：出家的儒者

郁达夫说，杭州的特产有两样，一是夏天的蚊子，一是庙里的和尚。据郁达夫在西湖边上的观察，每隔五分钟，就可以看到“缫衣秃顶的佛门子弟，漫然阔步在许多摩登士女的中间”。

蚊子多容易理解，而寺庙究竟有多少呢?有人夸张地估计，民国时期，杭州的寺庙多达两千多所，而西湖更是寺院的丛林。

据说，南宋之前的西湖荒凉，人稀，却是和尚的福地。然后，香客来了，文人也开始与和尚交游。再然后，西湖就成了游人如织的景点。

尽管庙宇已经荡然无存，但说到虎跑寺，人们还会隐隐约约知道这是座名刹。事实上，它是西湖边上的大寺之一，高僧辈出，但能为普通人熟记的高僧却只有两位：圆寂在此的济公，还有在此剃度的弘一法师。

佛事鼎盛的杭州，有幸接纳了弘一的剃度，但这一剃度，却引发了千古争议，弘一为什么弃荣华、妻子如弊履，盛年出家?对此，人们提出了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政界失意说，还有弘一学生丰子恺的“三层楼”说，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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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诸如破产、遁世、幻灭等原因，只能算是浮在表层的影响因素而异，而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

“男儿若论收场好，不是将军也断头。”年轻的李叔同意气风发，也希望投身革命，先是追随康梁，而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时候，也欢欣鼓舞：“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1911年，他家的产业遭受了两次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破产说和挫折说都认为，李叔同在家族企业的危机后生活困顿，同时因为缺少抗打击的能力而遁入空门。但事实上，他的财务状况并没有到如此不济的地步。

1917年，赴日学习音乐的刘质平经济拮据，向李叔同求援。此时的李叔同基本上靠薪金度日，因此，他从工资的一百零五元薪水中抽出二十元，寄往日本，资助过程直到刘质平学成归国。可见，工资度日已经绰绰有余，生活并不拮据。而从刘质平的角度看，如果不是知道老师有钱，他也是不会开口求援的。

事实上，李叔同的出家，还在于他的儒者身份，他有建功立业的念头，现实却丑恶卑劣，因此，又激发了他文化血液中的归隐思想。

辛亥革命结束后，军阀之间还在混战，南北之间更是吵得不亦乐乎，而许多士人谄媚逢迎。民国初年的气氛并没有想象中的美好，民主被空置，民生仍然凋敝，列强依然环伺……

儒家文化有“用行舍藏”的原则，李叔同在革命后期的幻灭中，就是遵从了这样的古训，所谓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是丑陋的，读书人看不破，但他们又是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所以，士人可以在革命潮流中放声呐喊，一旦转到丑陋的政治运作，他们就会手足无措，产生“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感慨时。这个时候，归隐，就是一条不错的选择。

在中国传统士人的视野里，隐，就意味着依佛傍老。而李叔同首先选择的，还是道家的归隐途径。所以，李叔同这位归国后常研读宋明性理之学的循循儒者，“后来忽然信了道教，案上常披着道教的经书。自己关起房来研究道学。”李叔同为什么出家，还要从他的好友和同事夏丏尊和虎跑断食的经历说起。李叔同比夏丏尊长六岁。他俩气味相投、情同手足。李叔同比之于夏丏尊多少显得豁然，而夏丏尊比之于李叔同又多少显得老成，所以，他俩几乎没有什么年龄上的隔阂。夏丏尊虽是一位忧国忧民且具有一副古道热肠的人，但也正如他自己所以为的那样，在那个时候，他身上的少年名士气息已歼除殆尽，只想在教育上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因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他并不热衷于政治。他跟李叔同一样，并不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1912年，社会上一时盛传要进行普选。夏丏尊不愿当选，便改名“丏尊”，以代替读音相近的“勉旃”，有意让选举人在填写“丏”字时误写为“丐”而成废票。当然，此后并未真的实行普选，但他的性情则由此流露无遗。旧时西湖湖心亭，1913年的一天，李叔同和夏丏尊雇了一只小船到西湖中的湖心亭里去喝茶。这是他俩寻求清静的一种法门。这天他俩要躲避的是来学校演讲的一位所谓的社会名流。喝茶时夏丏尊对李叔同说：“像我们这种人，出家做和尚倒是很好的。”诚然，对于夏丏尊来讲，他的这种话不过是口头上说说而已，像他这样一个对待校务和学生什么都要愁一愁、忧一忧的人，哪能做得如此洒脱呢？李叔同对出家人的生活感兴趣，可他身为教师，虽然内心与西湖的空山灵雨颇能契合，但几年来，他倒还是全身心地投入在实际的教学之中，生活也就相对的稳定。然而，这种相对的稳定终于还是在1916年夏日的一天给动摇了，其客观原因，当与夏丏尊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一天，夏丏尊在一本日本杂志上看到一篇题为《断食的修养方法》的文章。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杰出人物，如释迦、耶稣等都曾实行断食修炼。还说断食可以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又列出了实行断食过程中的种种注意事项和方法，继而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夏丏尊读了日本杂志上的断食文章后，觉得很有趣，一时兴奋，就把它介绍给李叔同。李叔同不看倒也罢了，可这一看，就被迷住了。在此后两人的闲谈中，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像这样的话，在夏丏尊看来不过是说说罢了，作为一种戏言，随之也就忘得一干二净。可李叔同不然。他是一个凡事都认真的人，虽然无意去做释迦、耶稣那样的圣人，但既然这篇文章中说断食有许多好处，为何不去试试呢？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表白的：“我于日本杂志中，看到有说关于断食的方法的，谓断食可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李叔同下了决心。但在学校，他没有声张，只是私下里为此作着准备，就连夏丏尊，他也没有告诉。李叔同实行断食的地点是在杭州的虎跑。虎跑有大慈定慧禅寺，俗称虎跑寺。该寺由唐开成二年（837年）僧钦山建，名资庆。大中八年（854年），改大慈。当时僧寰中居此，得泉，寺名始著。咸通三年（862年），寰中入寂，建塔曰“定慧之塔”，僖宗御制塔赞，并以塔名配寺，曰“大慈定慧寺”。定慧寺在此后的岁月里，曾屡毁屡建。李叔同在虎跑的断食实行得很顺利。他的原意只是来试试断食后的感觉，并无其他更多的期望。可他这回亲临寺院，对僧人的生活更加亲近起来。他经常看见有一位出家人从他的窗前轻轻地走过，每至此时，他都会羡慕其与世无争的超凡气象。有时他会向僧人借来佛经看，企图在经书中探觅另一种人生。1916年农历十一月廿二日（1916年12月16日）李叔同决定断食；农历十一月卅日（1916年12月24日）入虎跑；丙辰嘉平一日（1916年12月25日）起断食；丙辰嘉平十八日（1917年1月11日）为断食最后一天；丙辰嘉平十九日（1917年1月12日）李叔同返校。故他的断食时间，准确地说是1916年12月25日至1917年1月11日，前后共18天。如果加上他入山和返校的两天，共20天。按照李叔同的惯例，他一般是在每周周末回上海一趟，跟居留在上海海伦路家中的日籍夫人团聚，然后于星期日下午返杭州。他宁可自己辛苦奔波，却从来不无故请假。在夏丏尊看来，李叔同每个星期六都是要回上海的，那么年假时也必定如此了。所以这回夏丏尊以为一切如常，学校的公历年假一放，就自管回上虞老家。可假满返校时，一贯准时归来的李叔同却没有人影。一天、两天、十天，直到两个星期后才发现李叔同一副清癯消瘦的模样回来了。直到这时，夏丏尊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仁兄是背着自己独自到虎跑去实行断食了。他为此惊异地问：“为什么不告诉我？”李叔同的回答是：“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夏丏尊听了此言，除了苦笑之外，竟也答不出一句话来。他后悔早先介绍李叔同读那篇文章，有了这一回，还不知将来再发生什么样的事呢！李叔同断食后留影对于这次断食，李叔同在《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中是这样评价的：“我住进去以后，常常看见一位出家人在我窗前经过，即是住在楼上的那一位。我看他却十分地欢喜呢！因此就常和他来谈话，同时他也时常拿佛经来给我看。……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喜欢且羡慕起来了。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吃的菜蔬，更喜欢吃。……这一次我到虎跑断食，可以说是我出家的近因了。”李叔同在断食期间，经常写书法。自以为笔力非但未减，反而更顺畅了。心境要比平时灵敏，颇有文思。他自己说过：断食以后，“心地非常清，感觉非常灵，能听人所不能听，悟人所不能悟”。断食结束后，李叔同拍了一张照片，侍者闻玉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丙辰新嘉平十九日，侍子闻玉敬题。”李叔同自称断食十七日（应该是虚指），他写过一幅“灵化”，题记是：“丙辰新嘉平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书此奉酥典仁弟，以为纪念。欣欣道人李欣叔同。”李叔同于1918年正月十五日这天皈依了佛教，并为正式出家积极作着准备。他的生活，正如他的学生丰子恺在《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中所说“日渐收敛起来”了。他的同事夏丏尊在《弘一法师之出家》一文中痛悔自己当初的作为。李叔同出家前与弟子刘质平（左）、丰子恺（右）合影留念在这七年中，他想离开杭州一师有三四次之多，有时是因为对于学校当局有不快，有时是因为别处来请他，他几次要走，都是经我苦劝而作罢的，甚至于有一个时期，南京高师苦苦求他任课，他已接受了聘书了，因我恳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于是杭州南京两处跑，一个星期中要坐夜车奔波好几次。他的爱我，可谓已经超出寻常友谊之外，眼看这样的好友因信仰的变化要离我而去，而且信仰的事不比寻常名利关系可以迁就。料想这次恐已无法留得他住，深悔从前不该留他。他若早离开杭州，也许不会遇到这样复杂的因缘的。看到李叔同如此“世味日淡”的模样，有一次夏丏尊急了，不经意就脱口说了一句愤激之言：“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倒爽快！”李叔同听了此言并未介意，却是笑颜相对。夏丏尊哪里知道，他早有这个打算了。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告别了任教六年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式出家为僧。李叔同决意出家后，遂将平日所用物品和书籍作品等分赠友人、学生。出家前的一个晚上，李叔同写了《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石碑碑文，碑文末有“大慈演音书”的落款（李叔同皈依后释名演音）。此事须追溯到1917年春。当时姜丹书之母患胃癌逝世。姜丹书即请李叔同为其母书写墓志铭。李叔同虽在口头上答应了，但却迟迟没有动笔。一直到一年多后，李叔同在出家前的一天晚上，方才恭敬地点燃一支红烛，写下了他在俗时的最后一件书法作品。写完后，他当即将毛笔折成两截。翌晨，李叔同即出家为僧，姜丹书闻讯赶到李叔同房中时，早已是人去楼空，惟见残烛一支，断笔两截，再有的就是端放在书桌上的《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李叔同如此举动，加上“大慈演音书”的落款，这幅墓志铭恰到好处地说明是李叔同在俗时的绝笔。对于李叔同出家的缘由，姜丹书曾问过李叔同。在为大雄书局1943年出版的《弘一大师永怀录》所写的“传一”中姜丹书写到了他与李叔同的一段对话：上人之将为僧也，余曾问之：“何所为？”曰：“无所为。”曰：“君固多情者，忍抛骨肉耶？”则答曰：“譬患虎疫死焉，将如何？”姜丹书听了李叔同这般答语，便也无辞。他觉得李叔同的出家并非厌世，更非欺世，实在是由于参透了人生，飘然出世，正所谓返璞归真。西湖边杨柳依依、水波滟滟，没有比西湖更合适送别的场景了。1918年的春天，一个日本女人和她的朋友，寻遍了杭州的庙宇，最终在一座叫“虎跑”的寺庙里找到了自己出家的丈夫。

38岁的他原来是西湖对岸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员，不久前辞去教职离开学校，在这里落发为僧。十年前他在日本留学时与妻子结识，此后经历了多次的聚散离合，但这一次已经是最后的送别，丈夫决定离开这繁华世界，皈依佛门。

几个人一同在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吃了一顿相对无言的素饭。丈夫把手表交给妻子作为离别纪念，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岸边的人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船上的人连头也没有再回过一次。（看雪客注：此段原始出处为黄炎培文章《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

这个可怜的日本女人，可能至死也不会明白她的丈夫缘何薄情寡义至此……是啊，世间还有什么比此情此景更残忍，更让人心碎的呢？我读到此放声大哭，泪如雨下。

那时候我还很年轻，我对绝世才子李叔同恨得咬牙切齿，视他为世间最薄情寡义、最自私自利的男人。他的万般才情，在我的心目中倾刻间化为云烟。从此，世间再无那个会作诗、会填词、会书法、会作画、会篆刻、又会音乐、会演戏……的李叔同，只有一代名僧弘一法师！

若干年后，我读到了李叔同在出家前写给日本妻子的一封信：

诚子：

关于我决定出家之事，在身边一切事务上我已向相关之人交代清楚。上回与你谈过，想必你已了解我出家一事，是早晚的问题罢了。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思索，你是否能理解我的决定了呢？若你已同意我这么做，请来信告诉我，你的决定于我十分重要。

对你来讲硬是要接受失去一个与你关系至深之人的痛苦与绝望，这样的心情我了解。但你是不平凡的，请吞下这苦酒，然后撑着去过日子吧，我想你的体内住着的不是一个庸俗、怯懦的灵魂。愿佛力加被，能助你度过这段难挨的日子。

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

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为了不增加你的痛苦，我将不再回上海去了。我们那个家里的一切，全数由你支配，并作为纪念。人生短暂数十载，大限总是要来，如今不过是将它提前罢了，我们是早晚要分别的，愿你能看破。

在佛前，我祈祷佛光加持你。望你珍重，念佛的洪名。

叔同戊午七月一日

（1918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李叔同正式皈依佛门。剃度几个星期后，他的日本妻子，与他有过刻骨爱恋的日籍夫人伤心欲绝地携了幼子千里迢迢从上海赶到杭州灵隐寺，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劝说丈夫切莫弃她出家。这一年，是两人相识后的第11年。然而叔同决心已定，连寺门都没有让妻子和孩子进，妻子无奈离去，只是对着关闭的大门悲伤地责问道：“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他的妻子知道已挽不回丈夫的心，便要与他见最后一面。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李叔同的日本妻子:“叔同——”李叔同:“请叫我弘一”。妻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李叔同:“爱,就是慈悲。”）

我很庆幸我是在信佛学佛以后读到这封信的。换作以前，我是断断不能理解，也不能宽恕的。而今读来，虽然有泪盈眶，但心里是温暖的。时隔多年，我才终于了悟弘一法师的“有情”。他哪里是“无情”，分明是“道是无情却有情”啊？

很多年来，在我的心目中，李叔同就是杭州那个决绝、冷酷、看破红尘、心如死灰的僧人形象。很多年里，我也一直视皈依佛门为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逃避。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他在出家前曾预留了三个月的薪水，将其分为三份，其中一份连同自剪下的一绺胡须托老朋友杨白民先生，转交给自己的日籍妻子，并拜托朋友将妻子送回日本。从这一细节可以看出弘一大师内心的柔情和歉疚以及处事的细心和周到。

据说，李叔同出家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轰动和诸般猜测。世人大多无法理解，最不能理解的是那些被他的诗文打动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多愁善感的女读者，一时间失去寄托，可谓痛不欲生。有一位女读者，死心塌地爱上了李叔同，在他剃度之后，天天来寺里找他，求他还俗。弘一法师怎么处理此事？他派人送给那女子一首诗，其中有这么两句：“还君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多么地温柔慈悲啊！他不但不责备那女子扰人清修，反而用一种很遗憾的语气对那女子说：不是我不肯接受你，怪只怪我们相遇太晚了，今生没缘分呐，只有对你无情了。我们可以肯定那女子读了诗之后一定若有所悟，百感交集，即便不甘心，也只有认命了。事实上她也就哭着走了，不再打扰弘一法师了。

（看雪客注：此或为张冠李戴之误传，因为此句诗实为另外一位诗僧苏曼殊所写，全诗为“乌舍凌波肌似雪,亲持红叶索题诗。还君一钵无情泪,恨不相逢未剃时”）

至于李叔同为什么要出家，年轻的时候，我会百思不得其解，且一直追问下去。而今，我已经连问都觉得是多余了。读读他写给妻子的那封信，就再明白不过了。

他的学生丰子恺曾经这样解释：他怎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呢?当时人都诧异，以为李先生受了什么刺激，忽然“遁入空门”了。我却能理解他的心，我认为他的出家是当然的。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好，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慈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

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做人好比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酒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梁。弘一法师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我酒量很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梁而已。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梁者的心。故我对于弘一法师的由艺术升华到宗教，一向认为当然，毫不足怪的。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接近。二层楼的扶梯的最后顶点就是三层楼，所以弘一法师由艺术升华到宗教，是必然的事。

丰子恺的“人生三层楼”说，一扫世俗们对李叔同出家因由所推测的破产说、遁世说、幻灭说、失恋说、政界失意说等等他心测度，切合实际，振聋发聩。我想，丰子恺应该是最了解他的老师的吧。

以我凡夫之眼，我终其一生都无法体悟弘一法师的道心和境界。

林语堂说:“他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却终于抛弃了这个时代，跳到红尘之外去了。”张爱玲说:“不要认为我是个高傲的人，我从来不是的——至少，在弘一法师寺院围墙的外面，我是如此的谦卑。”赵朴初评他是“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

其实他才不要当什么奇珍和明月，他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心罢了。他出家既不是为了当律宗第十一世祖，更不是为了能和虚云、太虚、印光并称“民国四大高僧”。弃家毁业不为此，大彻大悟不消说。那些虚名，他是不要的。真实的他，63个流年，在俗39年，在佛24年，恪遵戒律，清苦自守，传经授禅，普度众生，却自号“二一老人”: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

弘一法师圆寂时有两件小事令人深思。一是他圆寂前夕写下的“悲欣交集”的帖子，无论是这句话本身，还是他所写的墨宝，都使人看到一位高僧在生死玄关面前的不俗心境，既悲且欣，耐人寻味。二是他嘱咐弟子在火化遗体之后，记得在骨灰坛的架子下面放一钵清水，以免将路过的虫蚁烫死。活着的时候怜惜蝼蚁命并不奇怪，这是对修道之人的一般要求，但是快死了还惦记勿伤世上的生灵，这份心思的细腻非真正的大慈大悲者不能有，真真令世人闻之生敬！

电影《一轮明月》中有这么一个场景：清晨，薄雾西湖，两舟相向。雪子：“叔同——”李叔同：“请叫我弘一。”雪子：“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李叔同：“爱，就是慈悲。”